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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帝国主义怎样灭亡中国

2017-5-26 10:25| 发布者: perfect| 查看: 2482| 评论: 0

 
美国打算如何与中国打一场核战争?不劳民间战略家费心,这样一份伤亡以百万为单位计的战争计划,从 50 年代起便长期存在。
朝鲜半岛再次爆发战争,中国出兵介入。美国空军出动 B-47 中型轰炸机和 B-52 重型轰炸机,前者携带 Mark-6 型原子弹,每枚当量 6 倍于投在长崎的“胖子”;后者携带 Mark-36 型氢弹,当量为“胖子”近 500 倍,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,直扑中国 100 多个城市:

头号城市北京,共23个目标,城区 18 个,丰台区单列 5 个;三号城市上海,共 37 个目标;六号城市天津,共15个目标;十四号城市长沙,十五号成都,三十一号重庆,第九十七号乌鲁木齐……

然后,“一击致命,使物质与时间坍缩”。
这便是 20 世纪 50 年代,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设想“核平”中国的战争计划。其中的打击目标清单出现于 1956 年 6 月,和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其他目标统一编号,散见于总共 4600 多个“原爆点”中。

由于辐射和大火杀伤难以预计,要确保摧毁,一个目标至少一颗核弹。这意味着,北京、上海、天津这样的城市要遭受多达数十枚原子弹与氢弹的打击。
这个计划为何如此丧心病狂?原因或许并不难理解,因为它的主导者,就是曾在二战中一手策划人类史上伤亡最大的空袭——东京大轰炸的柯蒂斯·李梅将军。

东京之后是北京

美国把中国列入战略核打击的目标,始于朝鲜战争结束后。

1953 年 10 月 30 日,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签发 NSC162/2 文件,奠定了美国所谓的“大规模报复”战略:与其跟共产党国家在小规模局部战争里耗死,不如采用极端威慑策略,对任何攻势都直接施加全面打击,打击范围不限于冲突所在地,特别是“考虑使用核武器”。

执行这一战略最重要的力量,便是李梅执掌的美国战略空军。
战略空军司令部是冷战中美国核威胁的主要载体。其官方格言为“和平是我们的职业”,而在大兵中间还普遍流行着一句非官方格言:“战争是我们的业余爱好”。

法理上,当时美国的核战略决策分三个层次:除制定和执行具体打击计划的战略空军司令部(SAC),作为总统军事咨询机关的参谋长联席会议(JCS,隶属国防部)直接决定 SAC 筛选打击目标、量化杀伤程度的标准;最高层则是由国防部长、国务卿、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等政要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(NSC)。

然而面对刚刚开启的冷战,实际决策过程往往混乱多变。艾森豪威尔的新战略出台不到一个月,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备忘录,用大写字母强调,朝鲜半岛若再起冲突,遏制共产党的最好方式便是摧毁中国挑起战端的能力,“以决定性数量的核武器对中国和朝鲜实施大规模战略和战术轰炸”。
军方的这个提议事关重大,原本必须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认可。但空军参谋长内森·特维宁信心满满,在国务卿杜勒斯尚不知情时便指示李梅以中国的“军事、工业、后勤力量”为目标,开始制定打击计划。

这个模糊的指示连到底要用多少核武器都未加限定,留下了充分的发挥空间。在轰炸狂热者李梅看来,以“过度杀伤”(overkill)的大规模空袭摧毁敌国,是尽快结束战争、减少总伤亡的必要手段,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。
12 月 3 日,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的当天,杜勒斯才拿到这份备忘录。会上,艾森豪威尔向国防部询问,所谓“大规模轰炸”的范围具体是什么,是否包括北京,进而要与中国全面开战?

得到的答复是,虽然预计最初打击范围限于朝鲜、满洲和华北,但战争一旦扩大,结果就是上海以北全部“核平”。

总统听了很满意:“共产党要是再敢袭击我们,就要狠狠地打,打能让他们受到最大伤害的地方,包括北京”。

但杜勒斯立刻表示反对:如果对中国大打出手,美国的西欧盟友和日本可能遭到苏联的报复。考虑到盟友的反应,艾森豪威尔同意第二天在百慕大会议上征求英国和法国的意见。

果不其然,英国首相丘吉尔给他描述了一番苏联对伦敦实施核报复后的惨状,“幸存者躲在地洞里,地面上到处是大火和辐射的废墟,生命已没有任何意义,只能吞药自杀”。言外之意是,如果要“核平”北京,美国得把苏联一道“核平”才行。

到 1954 年 2 月,形势逐渐明朗,使用核武器大规模报复中国已不现实。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李梅与远东司令部、太平洋司令部合作,把核打击目标限定在“与中国发动朝鲜攻势直接相关”的范围内,而且要有所选择。
但李梅坚持认为,战略轰炸的目的是摧毁敌国的战争能力,核武器要么不用,要用就得置敌于死地。碍于战略空军司令部对核武部署的强势话语权、李梅本人好战的个性和如日中天的声望,再加上政府里的官僚主义,直到 50 年代末,对“远东展望计划”的所有修订都不了了之。

1956 年,它的细节和目标清单,几乎又被李梅原封不动地搬进了本文开头叙述的打击计划中——甚至连丰台区都没有放过,并作为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大幅增加核弹储备的依据。
中苏一体核平

“核平”中国的计划在 1960 年迎来重大转机。随着冷战军备竞赛升级,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心不再政出多门,转而专门组建班子,制定以共产主义阵营为目标,全球统一的核战方案。

艾森豪威尔意识到,对中国的核打击必将造致苏联的报复。而如果美苏之间单独爆发核战,“美国不能允许当美苏之间进行一场大规模核战争时,40 年后会成为又一个苏联的中共却置身事外”。因此在新方案里,中国不再是单个的核平对象,而是与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捆绑在了一起。

这个核战争方案的名字很低调:统一作战行动计划(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,简称 SIOP),每年根据形势和安全需求的变化修订。但由于事涉核心国家战略,相关情报成为了历届美国政府国防政策中最机密、最敏感的部分。

其核心文件甚至有一个单独的保密级别——极端敏感信息(ESI),所幸近年来,部分冷战早期 SIOP 文件得以陆续解密。
 
1960 年 12 月 14 日,第一份核战计划出炉,即 SIOP-62(指 1962 财政年度)。一旦开战,美军全部大约 3240 枚核弹将在 28 个小时之内分 16 批投放到总共 1043 个“原爆点”,苏联独占 706 个;而中国除政府和军事设施目标外,仅城市工业中心就有 78 个在“彻底摧毁”之列,72 小时内全国人口减少 16%,城市人口损失过半。

表面上看,比起李梅的计划,这一“核平”方案的烈度已有所降低,但其本质还是基于“大规模报复”战略,而且更要命的是将中国跟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捆绑在一起,不论冲突起因是否与中国直接相关,都可能被连带“核平”。
 
另外,此时量产的核弹威力即使与两三年前相比,也有了巨大提升:一座与二战广岛规模相近的城市,如今要遭受的核爆当量是当年的五六百倍。即将卸任的艾森豪威尔,匆匆忙忙批准了这个计划,但据说他在看到详细的报告后,曾对身边人坦言“吓得我魂儿都没了”。
艾森豪威尔的担心不无道理。在 SIOP 最初的讨论中,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便主张其应当是一个政策自动执行程序,当美国与“中苏集团”中的任一国家开战时,SIOP 都会立即全面地自动执行。换言之,任何局部冲突擦枪走火,都可能导致后果不堪设想的全球核战。
 
因此,肯尼迪上台后,立即由新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大幅修订 SIOP-62,真正将其变成一个给决策者留下选择空间的战略方案。由此诞生的 SIOP-63 把打击“中苏集团”的目标分成三类,按照不同打击时间加以组合,便可组合出不同的策略。其格局一直延续至 1970 年代中期。
 
只是,此时中苏关系早已破裂,双方甚至在 1969 年差点爆发战争。而在同年的 SIOP-4F 方案中,美国核战计划仍将中国和苏东集团捆绑在一起。
 
“美帝亡我之心不死”

不过,中国很快就不用和苏修叛徒集团同呼吸共命运了。
 
尼克松上台后,随着苏联核军备的不断增强,一举摧毁苏联核反击能力已几乎不可能。中苏分裂的情况也引起重视。
国务卿基辛格就此提出,美国不必再把所有的赌注押在全面核战上,对手也不必再是一体的中苏集团,转而建议研究针对局部冲突的“有限核战争”。
 
1971 年 8 月,就在基辛格秘密访华一个月后,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上特别指出,尽管美国无法确保解除苏联武装,但“我们完全能对付中共”,“只要我们有解除武装的能力,我们就能用它来控制他们(中共)在地区性事态上的行动。”
 
按照这一指示,1972 年 1 月,就在尼克松访华前夕,SIOP 单独增加了不启动全面核大战,仅对中国和朝鲜展开核打击的选择。照此计划,美国共有 600 枚核弹头针对中国,相应的打击能够摧毁全国 70%的工业与 70%的城市人口,造成近 6000 万的人口损失。
 
1972 年尼克松访华
 
到 1976 年的 SIOP-5 中,“核平”中国依然占据美国核战计划的核心。提供给总统的 4 个“主要核打击选项”(Major Attack Options)中苏已经各占两个,11 个“选择性核打击选项”中国占了 3 个。
 
不过,从 70 年代后期开始,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,中国加入美国的反苏包围网,美国人对全面“核平”中国越来越不感兴趣。
80 年代初,冷战进入新高潮,中美关系也进入了蜜月期。为了全面压制苏联,1982 年 7 月,里根政府从“主要核打击选项”里删去了中国,紧接着 1983 年制定生效的 SIOP-6 也变成了单独针对苏联。
 
但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,中美蜜月期结束、苏联解体,美国军方开始重新评估后冷战时代的核态势,于是在时隔 15 年后的 1998 年,克林顿一纸总统令,中国重回 SIOP-99。
 
SIOP-99 的总共约 2500 个目标中,300 至 400 个在中国——这恐怕是目前关于“核平”中国计划的目标清单,我们可知的最后一点确切信息。
 
尽管军事机密不得而知,但在 2006 年,专长于核安全研究的美国科学家联盟(FAS)为我们模拟出了中美之间再次爆发核战时最有可能发生的情景。
 
考虑到美国越来越倚重潜射弹道导弹来维持太平洋地区的核威慑,并且其打击的首要目标显然是中国核反击能力,他们便以美国在太平洋部署的主力核武器——20 枚三叉戟 II 型导弹(总当量约为 950 万吨)为模拟对象,目标则假想为河南省洛宁县的 20 处东风-5A 发射井。
 
具体的模拟过程包括很多技术细节。比如,为了确保摧毁深埋地下的发射装置,核弹头最好在地面引爆。在估算辐射扩散的杀伤效果时,人是否在庇护所内、不同季节的不同风向等都是重要因素。
 
把不同的情形综合起来,他们得出了伤亡的平均估计:死 350 万人,另有 770 万人受不同程度的辐射伤。但在考虑诱饵发射井、不同核弹型号以及对单个目标多次打击的可能性后,在最极端的情况下,死亡人数可达 1100 万人。
 
这样的惨状,仅仅是打击单独一处核武设施时的情形。如果按照上文所述 Alpha、Bravo、Charlie 的全面核战争步骤,那么,这充其量只是“核平”毁灭的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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